张世禄先生赴日本讲学时摄（1934年）
在“张世禄教授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”上(1986年)。左起：倪海曙、罗竹风、张世禄、夏征农、林克、庄锡昌
1940年张世禄夫妇与同事合影于昆明云南大学
1954年张世禄先生与家人合影于复旦校园
张世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，是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教授，也是我毕业以后在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任助教时的导师。他热爱祖国，学贯中西，学问渊博，毕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教育工作，为我国语言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，为培养大批语文人才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。正如他的学生、时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倪海曙在张世禄先生从教65周年庆祝会上的贺词所说：“万花如海 松柏长青”。
我最初认识张先生是受命去迎接他一家来沪，帮他搬行李。那是1952年10月下旬，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，张先生从南京大学调至复旦大学。我接到中文系办公室通知，要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前往，等候先生的到来。我们在复旦第五宿舍门口大约等了半个小时，学校派去火车站接张先生的三轮车就到了。张先生的行李极为简单，并没有金笼玉箱，衣着也极为平常，并没有西装革履。先生穿一套整洁的灰色人民装，中等身材，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，温文儒雅，用略带浙江浦江乡音的普通话，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说：“烦劳大家了，谢谢！”我们帮张先生搬完了行李，完成了使命，就回学校宿舍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位大名鼎鼎的大教授，竟如此简朴，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早年经历
张世禄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大师，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，张世禄先生就出版了《中国声韵学概要》、《中国古音学》、《语言学原理》、《中国语与中国文》（译文，瑞典高本汉著）、《音韵学》、《广韵研究》、《语言学概论》、《语音学纲要》、《汉语词类》（译著，瑞典高本汉著）等著作，他与赵元任、黎锦熙、吕叔湘、王力等语言学家齐名，享誉中外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半壁河山陷入敌手，上海成为孤岛。在敌伪的控制占领下，人民过着煎熬的生活。先生目睹敌人杀害爱国志士，蹂躏我国同胞，铁蹄横行，就冒着风险举家离开上海，挈妇将雏，先乘船往香港，登报发表声明，表明决不与日伪同流合污。再经越南到达大后方重庆。
张世禄先生热爱新中国，痛恨旧社会。1949年，当旧政权在大陆行将垮台时，有人劝先生去台湾，并给他买了机票，但先生目睹旧政权的腐败，社会的黑暗，官僚的贪污，决定留在大陆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，为学术研究做贡献。他在当时所写的一首《自嘲》诗中表明了磊落的心迹：“书剑飘零作客频，莲花落里探真情。分明别有青云路，犹把儒冠自误身。”他淡泊名利，自甘寂寞，不愿高官厚禄，决心把知识献给新中国和人民。他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。复旦大学农工党的成员很多，周谷城先生和吴文祺先生都是农工党市委的领导，当时伍蠡甫、严北溟、赵景深、蒋孔阳等先生，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参加了农工民主党。他们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，思想进步。张世禄先生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积极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，并且积极参加了农工党的组织生活和活动。他积极参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，批判旧思想，曾获得学习模范称号。
我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的“大鸣大放”、向党交心的运动中，张先生为了向党表忠心，写了一份大字报，张贴在中文系办公室的楼梯旁，意思是希望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，才能变得更加正确伟大。他引用了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中著名的两句话：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江河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”这本来是两句很有名的话，用意很好，并无其他的含义，可在那时，竟遭到了批判，说是讽刺、攻击党，幸亏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,他逃过了一劫。从此他抱定“嘴巴要让人，手不要让人”的宗旨，不再轻易表扬或批评人。
任教复旦
张世禄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，曾担任语言教研室的主任，他开设的语言学的课程是最多的，教学任务是最重的，那时文、史、哲、新闻系高年级学生都要听他的《古代汉语》课。同时，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中，也是著作颇丰，成绩最突出的。他把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，达到了教学与学术研究双丰收。早在上世纪40年代，张世禄先生一面在昆明云南大学、桂林师范学院、重庆中央大学、重庆大学任语言文字学教授，一面著书立说，出版了《中国文字学概要》《中国训诂学概要》，翻译了法国房德律耶斯的英文版《语言论》。进入上世纪50年代，他著作了《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》《普通话词汇》《小学语法修辞》等三部语言学专著。他的目光注视着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修辞的研究。可是当时频繁的运动，影响了先生的研究，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，先生只合作出版了《现代汉语》，个人的语言学专著，一本也没有出版。上世纪70年代，先生除参加二十四史标校注释和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写工作外，仅出版《古代汉语》专著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剥夺了教学和著述的权利，受尽了精神的煎熬，12年之间，连一本语言学的著作也没有出版，令人扼腕感叹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先生精神振奋，曾想再写十部专著书，然而先生已到耄耋老年，终因年龄身体和人才短缺的环境所致而未能如愿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先生开始带博士研究生，并将历年所写的论文集结，出版《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》《音韵学入门》（合著），并为《浦江县志》作《浦江方言》，在《青岛师专学报》发表《等韵学大纲》。这时，先生已高度近视，几乎不能阅读，而且体质衰老多病。1991年11月16日，在他的九十岁虚岁过了两天之后，先生终于走完了人生历程，与世长辞，也可说是岁登九十了。
1992年即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年，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教程》在严修等学弟的努力下出版。台湾方面也拿去出版，国务院授予他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证书。如果先生地下有知，应该含笑九泉了。然而，这荣誉的得来，凝聚着先生多少的心血啊！
谆谆善诱
他是一位教育家，主张教学相长。张世禄先生讲课形象生动，平易近人，基础好的学生听之不觉其浅，基础差的学生听之不觉其深，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。他给我们开过《古代汉语》《汉语史》《语言概论》等课程，是中文系开课最多的教师之一。一次，他在课堂上讲到古汉语中的“反训”，随意举了一个例子说：“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‘臭’。”这里的“臭”是“香”的意义，就是“反训”，好比上海话中说小孩子聪明听话，说他很“乖”，是“乖孩子”一样，这“乖”也是“反训”。这样讲解“反训”就很通俗易懂，印象深刻，一辈子也不会忘掉。
在教学中，先生主张教学相长，认真备课，听他上课，看他文章，实是一种享受。他认为，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，而是学出来的，老师只能教他们学习的方法，指出学习的途径，提高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，所以在教学中张先生采用深入浅出法，深入容易浅出难，分析容易综合难。先生认为：学习、做学问，是很艰苦的，要化苦为乐，在战略上要作长期奋斗的准备和努力，在战术上要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，积小乐为大乐。
作为一位导师，张世禄先生平易近人，和颜悦色，谆谆善诱，诲人不倦，让我受益匪浅。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，留在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助教，先生是导师，他毫无架子，给我开阅读书目，指导我阅读，为我改论文。他安排我一起参加编写教材，让我承担《古代汉语》教材中南北朝民歌的部分，他指导我了解民歌中双关的修辞方法和用韵的情况，给我教益良多，我老来能写一点诗歌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得益于这次编写南北朝民歌教材的实践。他勉励我多作科学研究，要我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，不断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。当他看到我在《语文知识》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，就向我表示祝贺，给我鼓励；我写的一篇有关文言虚词“其”的论文，向他请教，他就仔细阅读，并用铅笔写了不少修改的意见；我与人合作，编著了一本有关标点符号的书，请他写序，他不顾年迈，视力又很差，一口答应，认真审阅了全书，为之作序。他对我的关爱是恩重如山，使我终生难忘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先生的谆谆教诲，言犹在耳，刻骨铭心。这是一种深沉的对青年教师的爱，是导师的责任心的具体表现，他热切地希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后继有人，青出于蓝，一代胜过一代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张世禄先生被任命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，在复旦指导两位语言学博士生，虽然他已年过八旬，体弱多病，但他仍然全力以赴，细心指导，不辱使命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先生就像春蚕、红烛，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，毫无保留，其崇高的精神境界真可谓高山仰止！这两位语言学博士也不负先生所希望，勤奋学习，卓然成才，也可告慰于先生了。
遗泽后世
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功底既深厚又广博，他学贯古今，融会中西。他出生于浙江浦江的一个书香门第，父亲和叔叔都是秀才，从小阅读“四书五经”，打下了阅读古文的基础。小学毕业后，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学，受著名语言学家金兆梓的影响，对语言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中学毕业以后，则考进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，在著名学者胡小石、吴宓等的教导下，他大量阅读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的著作，如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等，还大量阅读了当代语言学家高元的《国音学》以及赵元任、林语堂、唐钺的著作，聆听了章太炎、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的讲学。从此，他走上了语言学研究的道路。而就在大学三年级时（1923年），先生在东南大学《国学丛刊》上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《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》，论文不仅注视着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，同时也学习外国语言学家的语言著作，瑞士的高本汉，英国的斐尔司，法国的房德律耶斯，他们的语言学著作，都在其视野之内，并成功地翻译出版，真正做到中外古今，兼收并蓄，奠定了先生深厚而广博的语言学功底。
复旦中文系人称有十大教授，他们中有陈望道、郭绍虞、刘大杰、张世禄、朱东润、王欣夫等。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研究，是全面的，理论联系实际的。他既有语言学的理论研究，又有语言学的分支研究，例如音韵、文字、训诂、词汇、语法、修辞，各个语言学的门类，他都作了精辟的阐述，这可以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证明。所以，罗竹风在《语苑新论——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》的“序”言中写道：“我以为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多面手，专著有20多种，译书3种，专论100多篇。综合张世禄教授的著译加以分析，他的语言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始终抬头向前看，为祖国语言现代化开辟道路。从《张世禄语文论文集》中，就清晰地贯穿着这个脉络，充分表现出正确走向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进行了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，张世禄先生积极参加了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的研究，著作出版了《汉字改革理论和实践》《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和语文教学的改进》《汉字的特性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》等文章，为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指出正确的方向。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研究总是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，联系语文教学的实际，关注普及和提高。他的论著中有一大部分属于中小学的语文教学，也有一部分属于大学的古汉语教学和专业化的语言学论著。如《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》《小学语法修辞》《普通话词汇》等，都是普及性的语言学论著。一个大学教授、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，甘愿为小学的语文教学写作，为语文知识的普及，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，不惜呕心沥血，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对于外国的语言理论，他也是采取实事求是，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，批判地吸收。
他在《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》的“前言”中说：“近年来，我认为汉语语言中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种要素，基础不同，学习和研究的途径也有差异。语音在语言学中物质性最强，与自然科学联系较紧密，各民族的语音规律往往有相同之处，所以学习语音时，宜多多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方法。至于语法，民族的标志作用特别显著，所以研究汉语语法时，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学。至于词汇，它的性质和基础，我认为是介于语法和语音之间的，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参考西洋词汇学，另一部分必须强调汉语的独特性，不应当一味模仿西洋词汇学。”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待西洋语言学的态度，对我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，具有指导意义。这也是先生深入研究西方语言学和汉语的经验之谈，十分珍贵。当时语言学界有“北有王力，南有张世禄”之说，可见先生在语言学研究中声望之高。早在1958年，他担任了《辞海》词语部分主编，1977年“文革”结束，他就参加《汉语大辞典》的编写工作，并任学术顾问。此后他参与撰写集体的大部鸿篇巨著显著增加了，而他个人的著述出版却明显减少了。
张世禄先生从教65年，著述65年，真是著作等身，桃李满天下，为我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1986年在他从教65周年时，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庆祝张世禄教授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大会，并为他出版了学术论文集，复旦大学校长、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为他的学术论文集题字：“黉门遗泽，辞苑流芳。”亦可谓一时之盛哉。
人生有限，天地无穷。张世禄先生逝世已19年了。时光匆匆，催人易老，我也已到了耄耋之年，然而恩师的音容笑貌犹在，他的教导犹在，他的学术业绩犹在，并且将与天地共存。
（本文曾发表在国内的报章上，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、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，本人受其委托将此文转发在海外网站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