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弄堂故事(7)：不堪回首的文革噩梦

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，正读小学三年级。我们这一代，从小受各类政治教育灌输，“听党的话，跟毛主席走，为共产主义而献身！”是加入少先队时的誓言。我与周围大部分人一样，在文革开始的时候，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感到振奋，希望自己也能像革命前辈那样积极地投身到这场革命之中去。

在学校里，和同学们一起，参加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，敲锣打鼓，载歌载舞，燃放鞭炮，热情宣传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”……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会对自己和家庭以及几亿中国人民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和影响！

一天放学，看到永乐村门口东一堆西一堆围着很多人，其中有不少身穿军便装，腰索宽皮带，臂带“红卫兵”字样的年轻人。他们在人群中分发传单，还像“五.四”运动或抗日战争电影里看到的那样，跳上高高的讲台，手持扩音机义正辞严地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反资防修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意义，他们一边讲一边带领在场的群众高呼革命口号。

我好奇地随同学挤进人群，听旁人说，这些是从北京来“扇风点火”传播革命火种的红卫兵。

在他们的带领下，群情激愤的民众蜂涌而起，将万航渡路上许多属于“封、资、修”的商店牌匾统统砸碎，转而贴上红纸写的新店名，三阳泰南北货食品商店被改为“东阳食品店”，福顺鞋帽商店成了“万里鞋帽店”，万航渡路被称作“东风路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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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不懂为什么所有新招牌上少个“商”字？回家问当时已上高中的宝宝姐姐，她解释道：“因为‘商'是万恶资本的起源。”从小佩服宝宝姐姐，她懂得的事情就是比我多得多！难怪呢，从文革开启以后的十年，在中国，与“商”有关的各项活动都被视为洪水猛兽，充满邪恶。

那个时候，谁又能想到，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洪水猛兽又转回来了，“自己当老板”经商转眼成了祖国大地最时髦的追求？

从此，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，全国各地的大中院校开始建立起各自的红卫兵组织，连我们小学也准备组建“红小兵”。这同时，无产阶级专政唯成份论开始流行甚广，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军，加上文革初期的革命干部。

我，一个中学教师的女儿，在人前总觉得心里发虚，灰溜溜，抬不起头来。那时知识份子属于被改造的对象，正如毛主席在他的论著里经常提到的：知识份子是依附在工农身上的皮毛。

隔壁邻居大毛仗着“自来红”，在我面前故意高声朗读贴在弄口的对联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并一再重申，“就是好﹗就是好﹗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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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里的小学生们也被“一分为二”，成了“红五类”和“黑五类”。班里举行投票，决定谁有资格参加“红小兵”。投票前，班主任徐老师宣读了学校有关建立“红小兵”组织的决定和资格规定，无非是优先考虑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子女，而对那些“可改造好的子女”则“重在政治表现”。徐老师还重申，只有半数以上表决通过，才有资格加入红小兵。

接着，她让两个同学帮助记数，而她逐个报出每个同学的名字，大家举手表决，然后将那些通过半数的姓名记在黑板上。

坐在教室里的我，心里发慌，双手因紧张而变得冰凉，攥紧的拳头几乎捏出汗来。

从来，我都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，是原少先队中队组织委员，学校的各项活动可以说没有一项不积极参加，争强好胜的个性，让自己每件事都要走在头里，我不敢想象自己当不了“红小兵”的情形。

我注意到，老师这次挑选的两位帮助计数的同学，一个是我们原少先队中队班主席，另一个是学习委员张立娟。数数原来五个中队委员中，唯有他俩的成份好。

表决开始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有的过了半数，名字立刻出现在前面的黑板上。那些有没过的，大多平时吊儿郎当，学习特别差或者地主、资本家出身。

我心不在焉，不清楚自己到底举了多少次手，反正每听见一个名字就举手。因为，我太能体会落选的滋味了，不想让自己手中的一票去影响其他任何同学的“政治前途”。

终于，听见老师叫自己名字了，那是盼了很久又最怕听到！我扒在课桌上，低着头，几乎贴到了桌面，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竖起耳朵紧张地听他们俩报数的声音，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一眼黑板，就差用手把眼睛和耳朵都捂住起来！

当他们数到关键的“二十二”，这个“要命的数字”时，停住了！

真是“不出所料！”

苦涩的泪瞬间无声地滴落在课桌上，为了不让老师和同学们注意到，我的头扒得更低了。全班45人，只有二十二个同学举手，年幼的我在生活中第一次尝到了落选的滋味！不敢想象从明天起，当大家都带着“红小兵”臂章兴高采烈地去参加“革命”，而我又算是什么？

满心羞愧，从头到脚凉透了！

表决还在依次进行着，我的手已无力再举起，面前的课桌湿了一大片，除了任意让泪水无声地流，还用一个手指沾着桌面湿漉漉的泪水毫无目的地画着……

表决完毕，老师向通过半数的同学表示祝贺！最后，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？

闹轰轰的教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

右手靠墙那个位置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，“我有一个意见”，听声音，那是中队学习委员张立娟，只听她继续说，像是憋了很久，“我认为XX应该当选，她不但学习好，还乐于帮助同学，学校的工作抢着干……”

“对！我也这么认为，XX应该当选！”我们的班主席也站起来表示支持。

只觉得一股暖流瞬间涌上胸口，冷却的心不知该如何恢复正常搏动！

顾不上满脸泪水，我感激地抬起头望了望，只见他俩一脸正义感，站在同学们的中间。

我像是黑夜中行走的旅人，面对遥远的地平线突然出的曙光，浮现了一丝渴望！

徐老师，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之后，宣布对我再进行一次表决。 “同意XX加入红小兵的同学请举手！”，老师的话音刚落，同学们陆续举起了手，第二次的投票结果是“二十八”，尽管得票率相当微弱，至少超过了半数！

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，瞬间释然了。

“我也是红小兵了！”对当时的我来说，那是多么崇高的政治荣誉啊！

我不知道该如何感激关键时刻为自己站出来说话的同学，是的，这一辈子都不曾忘记！

那时，不用说是同学，甚至我们的班主任，尽管过去几年对我关爱再三，文革中渐渐变的十分漠然。后来，当有同学告诉她，我那天在第一次落选时哭了，她的反应居然是：“是吗？我怎么没注意到？”

可见，老师心目中已经再没有我了！

我们班的选举结果很快传到了校内，不少人嘲笑我带的这个“红小兵”臂章是“哭”来的，对自己“勉强”加入红小兵这个事实，只能不置可否。

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，逐渐发展到红卫兵对“黑五类”和资产阶级实行抄家，开批斗会，挂牌带高帽子游街，各处闹得热火朝天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兴奋得很，因为里弄里几个大资本家已经陆续被抄家了。

“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就是好！” 从小受无产阶级统治下的阶级教育，当时的年轻一代毫无疑问地认为地主、资本家个个都是“吸血鬼”，他们的财产是通过榨骗劳动人民血汗而来的不义之财。不是吗？电影“星星之火”里面的童工小珍子，就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工头给踩死的。还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“收租院”，压榨过多少贫苦农民？

那天红卫兵查抄22号黄家时，我和其他孩子们还怀着兴奋心情，爬到他家院墙上观看，从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只见楼里灯火通明，红卫兵翻箱倒柜，有几个拿着铲子和铁锹在院子里挖，生怕他们把重要的东西藏在地里。红卫兵将一箱箱贴了封条的箱子和其它物品运走时，居然动用了几辆解放牌四轮大卡车！黄家的老婆还把钻石和黄金藏在裤腰带上......这些都让机智的红卫兵给发现了！在红卫兵挑灯召开黄家批斗会时，自己口号喊的特别响，义愤填膺，“这些资本家真是坏透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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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完了黄家接著就是水家，顾家......反正里弄的姓“资”的一个都没拉下！

可是，万万没料到的是，恶梦很快来临，随着父亲在学校里被审查，我家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！

黄家遭到洗劫不久，一天晚上，父亲回家之后，忧心重重地说今天他在学校被批判了，他让我们赶快找找家里有什么属于“四旧”的东西，生怕被红卫兵发现，这就麻烦了。

说找就赶快行动！当我翻开一个日常装零碎物件的抽屉，一一查看里面的东西，一队带着“红卫兵”臂章的学生，为首的还举着一面“红卫兵”组织的队旗，出现在家门口！

父母亲马上迎上前，一脸坦然的样子，欢迎红卫兵小将来家查四旧，然后把家里所有厨柜和箱子的钥匙都找来交给他们。接着，红卫兵翻箱倒柜忙开了......父亲学校的红卫兵看上去还算是比较有礼貌，不像抄黄家的红卫兵那么凶蛮。事后父亲说这些都是他班上的学生。

整个抄家过程中，父亲和母亲一直尽力协助他们，要什么，拿什么，还主动把母亲结婚时的陪嫁，家里仅有的七个小金戒指找出来。说实在的，除此之外，我家根本没有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，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时，仅有的几件值钱物品，都被父亲拿去换钱填肚子了！可是，红卫兵却不相信这些，一个劲地翻找，一心想找出些什么有用的罪证。

他们对我家的一架电子管收音机发生了兴趣，怀疑父亲是否用来收听敌台广播？还仔细盘问家里是否藏了枪支弹药？为了彻底查找，他们用锤子和凿子“叮叮咚咚”把紧靠24号的一面墙砸开，挖了一个大洞，可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父亲以前教过生物，一只挂在墙上的蝙蝠标本，红卫兵也琢磨半天，说是这个图案有些像美军飞机上的标记……

这时的我，整个脑袋发僵，身子就象钉子一样定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阳台上，木然地看着屋里的红卫兵们来回忙碌。不知道站了多久？可我知道，就在身后，在我家院墙上和对面的大小窗户里，布满了很多看热闹的眼睛，他们正小声议论并指指点点……我不知道明天该怎样去面对里弄里的左邻右舍和学校里的老师同学？

夜深了，妈妈把我拉到后房陈师傅的屋子里，商量好让我与他们暂度一个晚上。我和衣躺在陈师傅家的木床上，耳朵里却依然听着隔壁前房“叮咚叮咚” 的敲打声，搬运声，人来人往的走路声……

这是一个无法让自己接受的事实：我的父亲，一个兢兢业业的中学教师，现在也成革命专政的对象了！

第二天，起风了，“呼呼呼”地刮的很响，满街法国梧桐枯树叶被风吹起，卷成一片片，飞飞扬扬，有些落到了阳台上。上海的秋天说变就变，一下子变得透心凉，就象这人和世界一样。

心情沉重地环顾着房间里一片狼藉，所有的箱子被贴上了封条，桌椅板凳东歪西倒。一个小台灯的红色纱罩给撕裂了，墙上砸开一大片，靠窗口的地方有一个洞直通隔壁的朱家，满地尽是碎砖块和墙灰……我一言不发地呆在那儿，母亲找了一件蓝白花长袖衬衫给我穿，让我不必去上学了，我也实在不想去学校，生怕见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们。

我试探著从二楼厕所的窗口向外张望，只见里弄里围了一大群人，议论纷纷正说着什么。连骑车路过的人们也会停下自行车，象是观看贴在我家门口的什么东西，我赶紧把头缩了回去。

晚上，找了一个倒垃圾的机会，一个人偷偷溜出门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。不看不要紧，看了可真把我震住了！只见门上，窗上，整整一片墙，贴满了白纸黑字大字报，其中一个醒目的标题：“反革命美蒋大特务大间谍XXX十大罪状！”父亲的名字用红笔打著大叉叉。我哪里还顾得上看一眼具体内容？夹著尾巴赶紧往家里逃。又羞愧又气愤，只是心里还真不明白，平日里辛勤教学，克己奉公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？反革命？怎么有那么多条罪状？

小小年纪的我哪里知道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权时期，红色恐怖弥漫中的中国大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

在北京清华大学念书的哥哥来信了，说他已经加入了红卫兵，正积极投身这场运动，并要我和妈妈坚定地站在革命群众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，与父亲划清界线，还说要我做毛主席的好学生。

那是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来信，象是一纸“决裂书” 摊在桌子上，让我心里五味陈杂，既激动又充满矛盾。在我们兄妹二人中，父亲一向喜欢他四十多岁才得来的小女儿。历来喜好文体，兴趣广泛的父亲，从我懂事那时起，经常带我学游泳，骑车郊游，观看各类体育比赛，还有电影舞蹈歌剧等文艺演出……在我的身上花了很多心血，使我至今都保留着父亲遗传给自己的那些文体特质。可是，我很清楚，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和亲情是两码事，我从小被教导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，眼下，摆在面前只有一个选择：那就是，当革命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我必须这样做！

妈妈拉过我的手，神情严肃地要我与“反革命”父亲划清界线，还说明了厉害关系，她说，“为了我今后的前途，你再不能叫‘爸爸’了，我们全家都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！”

带着满心的疑惑，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“爸爸真是坏人吗？”多么希望与父亲同床共枕二十多年的母亲能给我一个否定的回答！

“唉，他呀，性情外向，朋友又多，什么事情都爱搭一脚，我真不清楚到底他参加了哪些组织？”母亲叹了口气，说父亲在抗日时期曾在昆明美国空军机场做地勤工作，就是所谓的“飞虎队”，也是为抗日做贡献。原以为只是一份工作，没想到，运动来了，父亲在坦白交代里又多出个军衔“少校技师”……在国民党统治区替美军工作，还是少校军衔，你怎么辩得清自己不是美蒋特务而是在抗日？最近有个电影“风筝”讲的就是那段历史。

连母亲都不清楚父亲过去到底做过些什么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就是从那刻起，一直到文革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敢开口再叫过“爸爸”。平时在家里，若和母亲说起父亲，我们都用第三人称的“他”……

从那时开始，一切都变得非常变扭。养育了自己十来年的父亲怎么能说不让叫就不叫呢？

可是，我若坚持革命立场，就必须与父亲划清界线！为此，我只能尽可能地回避，见了面低头不说话或者离得远远的，免得彼此都很尴尬。父亲在我的眼里变成了陌生人，还冷冷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

在学校里，没完没了地遭遇师生们的无情批斗，任意打骂不算，回到自己的家还得面对家人的冷漠，怎不让父亲心灰意冷？他，只能卷起铺盖，搬到楼梯拐角，以前给保姆兰英住，后来堆杂物的亭子间去睡了。直到1986年我们最后搬离万航渡路25号这个家，他就一直住在这6平方米不到的小亭子间。

当我再次回忆起文革那段悲惨的往事，依然心如刀绞……止不住地忏悔自己的无知虚妄，浅薄僭越，对父亲的无情无义，可是太晚了！

那个疯狂的造神年代延续了整整十年，阶级斗争无所不在，整个民族被煽动得失去了理智，诸如此类荒诞的家庭悲剧，何止我们一家？

那年阴历八月十五，是传统的中秋节，按惯例，该是一家人团团园园围在一起吃月饼过中秋佳节的日子。可我家那里有心情过节？还没等母亲回来，我就早早上床睡觉了，心里像是受到了第六感觉的鼓动，惴惴不安，担心父亲会出什么事。妈妈知道我谗月饼，回家时买了几个。她让我起身就坐在床上吃，说是吃完了漱漱口再睡。

我刚咬了一口月饼，突然间，只听见楼下人声嘈杂，楼梯被人踩得“咚咚咚咚”直响，还没等我来得及想一想发生了怎么事，一群红卫兵押解著父亲冲进了屋，整个楼道里一下子挤满了红卫兵和围观的群众。

抬头看见父亲被押进门的那一刹间，立刻被他那肿胀成紫红色的脸吓傻了！

他的脸庞“胖”的让我几乎不敢相认！

红卫兵们将父亲团团围住，把他的头强行按下，振臂高呼起口号来。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穿越夜空，在我们住的25号楼，乃至整个永乐村回荡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