姐姐带我闯北京“新华门”

光明组长接待我以后，自然没有下文。我依然按时每天去法院，也时不时的去武汉市人大。去的次数多了，自然也混个脸熟。

我向人大提要求：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么多次，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？

接待人员说：我们只能转办。

我又问；怎么证明你们转办了呢？你们人大不是监督一府两院吗？（监督法院、检察院和政府）

工作人员回答道：法院的级别比我们高。他们一个专职委员就是局级，我们顶多是处级。

他又接着说：我给你开个东西，你拿去给他们，要他们给你答复。不过我给你一个建议：你最好去找市政法委。他们对法院来说是正管他们的单位。

我把人大的《回执》交给中院信访接待室，他们若无其事的接收了，也没有任何表示。我再去找人大，人大的工作人员说：你找我们是没有什么用的，你要开我还是给你开《回执》。我说你开吧。这样我手上陆陆续续就有很多这样的《回执》。同时，按人大的建议我去找市政法委，政法委也给我开一个《转送单》。我也交给武汉市中院。他们依然若无其事。再问武汉市政法委，他们的答复几乎和人大一样。

我去找高院，高院的接待人员说：你没有判决书，我们连受理的可能性都没有。

我走进了死胡同。走进死胡同最容易想到的途径就是“上访”，越高越好，自然就是到北京上访。我以前虽然去过北京很多次，但到北京上访是第一次。作好了去的打算，就要做好去的准备。第一件事是住什么地方？我们以前听到的都是到北京去上访连宾馆都不能住。如果连宾馆都住不了一切都是白搭。我赶紧上网查看，忽然发现有很多“日租房”出租。这种日租房的房东是不管你做什么的，只要你能够提供身份证、按时付钱就行（后来我在北京发现大医院的附近都有类似的“胶囊房”出租供陪护的家属使用，价格也很低）。住的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件事是我一个人去还是和别人一起去？我们经常听到的都是上访挨打挨骂关黑监狱的事。我向那些曾经去过北京上访的人询问，希望有所帮助，结果发现有些人虽然去了很多次，但不知道“上访”要做什么。还有些人夸夸其谈的吹嘘自己的“光辉历史”，希望作为教导上访的老师由其他人付钱请他./她免费去。经过交谈，这时我才弄清楚了什么是“接访”：以前的信访是按“属事管理”，也就是哪个单位或部门出的问题由哪个单位负责解决；现在改为“属地管理”，由信访人的居住地管理。也就是信访人居住地的街道和社区居委会来管理。管理信访人的街道和居委会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权力，只有让信访人不乱跑的义务，而违法的单位又不需要负责。这真是一个奇葩的规定，从周永康开始延续到现在。这种规定导致了信访人和街道、居委会的矛盾。敏感时期前，信访人提前躲在北京，敏感时期时跑出来添乱；而接访的人因为迟迟找不到信访人，在信访人添乱后由其他部门转交给接访人后，接访人常常会对信访人采取的报复行为。弄清楚这种规定后，我也得考虑我如何能够平平安安的去、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问题。我姐姐自告奋勇的说她回国陪我去。她告诉我说：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，她参加了接待工作。胡锦涛主席和他的秘书都当面对她说：以后有什么问题和困难，可以找他解决，所以她带我去。

约好时间，我们分头同一天到北京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全国人大，工作人员说：没有高院的判决书是不让我们进去的，不过他们也很同情我们，所以破例让我们进去了。轮到接待我们的时候，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问：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说武汉市中级法院不给我判决书。他问：他们怎么说？我说：法院说逻辑推理判决书已经送达了。工作人员把我的资料扔出来没好气的说：胡说八道！只有留置送达、公告送达、当庭宣判，哪里有“逻辑推理送达”？真是好笑。回去叫他们给你送达。

再到最高院，最高院连门都不让我进，因为我没有高院的判决书。

姐姐说：找胡锦涛主席去吧。

第三天，我们早上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新华门外。门外站着三个瘦瘦高高的便衣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人。我姐姐拉着我一步就跨过地上的黄线。便衣马上高声喊叫要我们停下来。我们赶紧站着，马上几个民警过来把我们带到一边问我们是哪个地方的人。我姐姐拿出她接待胡锦涛主席的通行证给他们看。说：胡锦涛主席要我来找他的。民警笑了起来，说到：我们天天在门外，从来都没有见到过。这个地方不是接待的地方，你去国家信访局，有人接待你的。信访局108号接待员接待了我们，也做了详细的记录。并告诉我们如何转办、回去后找谁联系等等。谁知回到武汉，经过层层转办，回复给国家信访局的东西完全就是“胡说八道”了。“胡说八道”的东西也是108号接待员以后告诉我们的。

回到武汉后我马上赶到武汉市中院去，我对张捷峰说：我到北京上访去了，全国人大要你们给我送达判决书。

张捷峰说：田委员不是说了吗？“逻辑推理判决书送达了”。

我说“胡说八道，判决书的送达怎么可能逻辑推理呢？”

张捷峰说：你怎么骂人呢？

我说：这是全国人大的人说的，他们能够说，我也能够说。

章莹赶紧说：我们来做个笔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