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玩童（一）妈妈甜蜜的笑
1949年4月，我刚四岁半，离五岁生日还有六个月。我的家乡介于桐城和安庆之间，被陈锡联或杨勇的部队先于安庆解放。由于年纪小，年代久远，有关“解放”片段的记忆，都是模模糊糊。就象一张散焦的照片，或用曝过光的底片洗出来照片。回忆往事，搜肠刮肚，达到了记忆的极限。但那年妈妈甜蜜的笑，却在我儿时的脑海中定格，留下了终生的记忆。
大约是过年后，还穿棉衣的时候。先是门前的大路上，出现了过不完的军队，几天几夜，穿流不息。接着，门口的稻场上有了欢乐的人群。天天有人来敲锣打鼓，扭秧歌，打花枪。“花枪”是把竹子挖空，穿上铜钱，挥舞起来可以出声。跳“花枪”舞的人，实际是做行进体操。用“花枪”拍打手肘膝盖等关节，跳一步前进。现在大慨很难收集到那么多铜钱，发展成“广场舞”。我也跟在大人后面，学着扭最简单的十字。棉裤掉下来，两手提着找妈妈系好，回来接着闹。我看见，妈妈青春的脸上，堆满了甜蜜的微笑。
妈妈的笑，并不是意识到自己被“解放”了。而是因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，比过年还热闹。“群众运动”，有着神秘的感染力。更可能是妈妈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“长大了”，会扭十字。还有那提着棉裤，流着鼻涕的可爱模样。
此后，历经“大跃进”，“人民公社”，妈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我家世代是农民，父母亲都是文盲。父亲忠厚老实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，忠厚是无用的别名。1960年四月，他在四十二岁时，就因“三年困难”而驾鹤西去。其时我15岁，正读高二。母亲带着几个年幼的弟妹度日，十分艰难。生产队长还风霜刀剑严相逼，要她去牧岭水库挑土方。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将她带到死亡的边缘。幸好有工作组下乡，开始抢救。妈妈住了两个月医院，靠每天二两黄豆的“营养餐”， 才顽强地活了下来。 1961年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，良心发现，冒犯天条，实行“包产到户”。春天麦收以后，农民得救，妈妈妈妈脸上的愁容才消失了。
1962年，我去桐中拿到中科大录取通知后，妈妈笑了。为了凑齐去北京的路费，母亲卖掉部份口粮，三叔也卖稻相助。幸好，共产党毛主席施以大恩，免去了我的全部学杂费，还发我甲等助学金，每月15元，减去吃饭8元，还有几元零花，使我得已读完中科大。我从中学就开始享受“助学金”，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。我在中国工作过十五年，其中，虽非自愿到“苦瘠甲天下”的甘肃定西农村，客观上在会宁河畔中学“支教”近十年。为学生办过“高考突击班”，几十个农村孩子，通过77年和78年的高考，进了全国各地高校，包括北大。粗略计算，在中学和大学期间，包括参加“四清”，无偿劳动超过两年。扪心自问，稍稍心安理得。历经共和国苦难和幸福，我学会了客观公正的看待历史。
2008年，妈妈以八十四岁高龄，走完了她的人生。在妹妹搀扶下，步行到医院，几个小时后，就安祥地合上了双眼。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是，“别把医院的床弄脏了”。这位善良，勤劳，节俭的母亲，最后一次为她的子女施以大爱，免除了我和弟妹们日夜在医院陪侍之苦。“子欲养，而亲不待”，往事不可追。回想自己种种不肖，常常锥心刺骨，噬脐莫及。
“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，报得晖”。妈妈十九岁生我，解放那年刚24岁。妈妈青春的脸上，甜蜜的微笑，成了我开始有记忆的第一幅图像，永远存储在脑海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