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和大哥朝着西天目山行进,爬了两三个钟头,来到半山腰。云雾起来了,刚才还晴好的天空一下子变得缥缈无定。山径两旁的柳杉大可数围,棵棵笔挺直立,树冠没入云中,更显得高大异常。山中寂静空幽,间或一二声鸟鸣,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前面拐弯处露出一个亭子,大哥提议休息休息。爬了这半天,肚子也有些饿了,便把吃的拿出来,就地野餐。我当兵几年,经常拉练,所以体力充沛。大哥则有些乏了,靠着亭柱坐下,眯着眼抽完一支烟,精神头才回来,开始大嚼猪头肉。
以前在於潜的时候,我们兄弟姐妹经常爬西天目。那时大哥意气风发,背着登山包走在前面,给我们讲这山上的名胜古迹。二哥是卖苦力的,扛着野餐家当跟在后面。大姐二姐也会拎点水果点心,但主要负责照看我和小姐姐。临出门前,母亲总要千叮咛万嘱咐,生怕出事。天目山很大,每次我们都会改变路线,去一些新的地方。那样的远足充满了新奇和刺激,在我从童年步入少年阶段,给我的性格添加了冒险和不安分的因子。
孩子的世界总是快乐居多,即便在战争年代。我看过斯皮尔伯格拍的《太阳帝国》,从一个英国小孩杰米的视角讲述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,结果那份没心没肺遭到国内不少观众的抗议。但我觉得这部影片很真实。战争是成人世界里最难理解的一种游戏,充满着杀戮和劫掠——这些在正常社会属于弥天大罪的行为,在战争中却可以成为一方的英雄业绩。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说,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觉享受,充满了颠覆性的荒诞和滑稽,尤其当交战双方都不是自己的祖国时。然而战争的野蛮与残酷最终还是让杰米成熟起来,带着一双疲惫而忧伤的眼睛注视着未来——真是可怕的成人洗礼!
我与杰米年岁相当,属于一场战争的两个亲历者,然而感受却大不相同。我并未经过他那样的流浪生活,而一直处于母亲辛苦打造的保护伞下,所以大多数日子还是过得悠哉游哉。我的战争回忆并没有太多创痛,反而有许多新奇和刺激,就跟天目山的探险差不多——这大概也与孩子的游戏思维有关。
那时比较好玩的是“逃警报”。於潜作为浙西重镇,敌机自然经常光顾。不论你处于何种状态,只要听到警钟发出连续的当当声,就得逃出屋外躲进隐蔽处。警报分为预备、紧急、解除三种,按钟声快慢加以区分,人们的心理反应也随之不同。紧急警报如同心脏受惊时的剧烈搏动声,而解除警报则好像教堂的晚祷钟声,徐缓而悠长。鉴于我军对日机的预报有欠精准,紧急警报并不意味敌机一定出现,即使出现也可能只是路过,不掷炸弹,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惊一场。
我家外面的菜园与小山坡相连,每天放学回家,我就牵两只山羊去坡上放养。母亲曾经闹过一场大病,当时许愿:如能痊愈,则每年用全羊酬谢上苍。所以这两只羊会有一只比较倒楣,过年祭祖时将被宰杀。另外一只则可多活一年,母亲会再买一只小羊陪伴它。这样做既省钱,又保险:如果年内有一只死掉,还剩一只可以向老天爷交差。那时我经常顺手牵羊,到小山坡去逃警报。如遇同伴,则在坡上一起嬉耍。我们最喜欢骑在羊背上打仗,累得山羊气喘咻咻,现在想来实在残忍。
我家还有片山林,有时就到那里去逃警报。山坞生活最难忘的是钓田鸡(青蛙)。工具十分简单:找个布袋,袋口用树条撑成圆形,再找根竹竿,在一头系上绳。然后抓一只小田鸡,剥皮,两腿在绳的下端绑牢,这样就可以行动了。林中有片稻田,那里田鸡最多。水稻抽穗时节最好钓,只须站在田埂上,把竹竿抖几下,发出嗖嗖的声响,蠢笨的田鸡马上就蹦过来争食,最后总是大的捷足先登,把饵吞进嘴里,这时马上提竿,将奋力挣扎的猎物装进撑开的口袋里。回到看山人文树清的茅屋中,我和兄姐们总要先比谁钓得多。然后自己动手去皮,破肚,洗净,由二姐掌勺,制成美味佳肴,饱餐一顿。
可是在1941年,於潜真的挨了炸弹,而且是老百姓最害怕的燃烧弹,结果半条街的房屋化为瓦砾和灰烬。街上的门面房大多是木结构,一遇上火灾很难扑灭。尤其到了夜晚,大火还在熊熊燃烧,那恶魔般的黑红让人怵目惊心。少年时代感受到火的巨大破坏力,使我终生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。我家住在永惠巷,离大街还有30米。正对巷口的一家南货店老板姓李,本来已经从火海中脱身,可想起账本还没有转移出来,于是又冲了进去,最后被大火吞没。李老板是我父母的朋友,为人和善,母亲常叫我去他的店里买东西。他只有一个女儿,取了个好听的名字:李潜娇,是我大姐的同窗,而且有可能与我大哥相恋,后来却跟一位高级官员结合,跑到台湾去了。】
日军轰炸於潜是在1941年4月间,与轰炸禅源寺连在一起。浙西行署成立之后,一方面对沦陷区实行经济封锁,阻止日伪政权从国统区套购物资;一方面组织民众反日,印行大量书刊宣传抗战救国,并且培训青年学生进入各战时机构。在军事上,浙西行署控制的特务团和自卫团配合国军对沦陷区进行过多次袭扰,搞得日伪政权难以建立起有效统治。62师在进驻天目山之前,已经在根据地外围如富阳、金华等地多次打击日军,这些行动若无浙西行署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,是难以奏效的。军统机构也在浙西建有活动站,其派出特务经常暗杀杭州伪政府官员,甚至连市长的脑袋也搬了家。凡此种种,都使日军认识到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极大威胁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1941年4月15日,禅源寺迎来了一场浩劫。这座寺院位于西天目的昭明、旭日、翠微、阳和四峰之间,地势低洼,周围古木参天,云雾缭绕,不易遭受空袭。然而那天中午,禅源寺东面的山坡上却着了一把大火。由于缺水,火势蔓延得很快,一时难以扑灭。到了下午两点,七架日军轰炸机突然飞临,在禅源寺上空盘旋半小时,扔下三十多颗炸弹和燃烧弹。当时寺中存有大量弹药,也被一齐引爆,把这座东南名刹炸成一片火海,最后除了山门和三座殿堂,其他所有建筑均化为乌有。
事后查明,山上那把火居然是中国人放的。有这位不知名的汉奸引路,日机得以轻易锁定目标,实施饱和轰炸,大概是炸弹还有富余,回去的路上就扔进了於潜县城。
着火的那座山名叫“火焰山”,不知是事后为了纪念这场劫难而起的名字,还是事前就叫这名。倘为后者,可谓一语成谶了。不管怎样,刀兵进佛堂,佛也没处藏。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?抗日战争的残酷,确实已到“见人杀人、见佛杀佛”的地步。二十世纪两个民族间的殊死搏斗,足以影响此后几代人的国民感情,这是现实政治所无法回避的。
2013-12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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